天门籍红军忆长征

程子清 

人物小传:程子清(1904—1984),渔薪镇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打铁为掩护,担任地下交通员。1930年春任天西区徐家嘴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5月,受党组织派遣去京山县永隆河迎接贺龙军长到徐家嘴。1931年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随贺龙赴洪湖,同年10月参加了皂市战斗。1932年春夏,参加了文家墩、瓦庙集、张家场等战斗,同年底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二团五连班长。1934年,任五师十三团司务长。1935年11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后,任八路军某部运输队长。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后,筹集医药、被服,以补充军需之不足。1945年调山西煤矿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回天门。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天门县粮食局副局长等职。1958年离休,1962年起,任天门县第四、五、六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984年因病逝世。

回忆我的军长——贺龙

一九三O年五月,我受天门党组织的派遣(当时我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到永隆去迎接贺龙军长。我把他引到了我的家乡渔薪灰市徐家嘴,向他介绍了村里的地形和阶级情况,村后是青山,村前是一个大水塘,可攻可守;村里都是穷苦人出生,没有地主、土豪,不会出问题。当时贺军长就住在我家的隔壁徐石官的家里。

他很喜欢我,我向他提出要求参加红军,他问了我家里的情况,我说:“老婆病死了,家里只有母亲和一个弟弟,靠我打铁和种一亩多课田为生。”他说:“就在地方干嘛,好照顾母亲嘛!”后来因为在地方暴露了身份,一九三一年秋天才跟着贺军长走了。

一九三O年至一九三二年,两年中,贺军长曾多次来到渔薪徐家嘴,每次来都在徐石官的家里。时间住得最长的一次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住了七八天才走。

他还在村内树林里开过一次约2000多人的群众大会,他讲话声音很洪亮。平时他也很喜欢和老百姓拉家常,出村串门连警卫员都不带,说话很和气。群众都说:“贺军长好,贺军长跟老百姓像一家人。”

我记得,贺军长于一九三二年七月间离开天门后,再没有来过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我随军长从洪湖出发,过马良,打旧口,到永隆。在永隆休息了两天,急行军一百一十里地。九师25、26两个团和七师一个团于天亮前赶到皂市包围了曹振武的一个营和一个500多人的保安团,打到吃早饭时就把敌人消灭了。战争结束后,贺军长集合部队讲了话,痛骂了国民党反动派,揭露了它们压迫农民的罪行。

一九三四年春天,我军住在来凤县的一个统寨镇上。当时我在军部给养班负责征购粮食,一天下乡扛着80多斤大米回来时,敌人已占领了统寨,军部已经上了山,我一个人背着粮食往山上跑去,敌人的子弹在我前后乱飞,贺军长看见我,把机枪带往颈上一挂,端起来就打,亲自掩护我上了山。上去后,他命令警卫员把粮食背上转移,他跟我开玩笑说,好险呀!我为掩护你一个人,打了一梭子子弹。他亲自到炊事班清点人数,问我:“老程,都来了没有,缺不缺人?”我说:“同志们都来了,就只没看到贺英的儿子(当时只有九岁)。”他马上派人去把他找回来了。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我军在来凤去鹤峰的一个山沟里,消灭了敌军85师,打死了敌师长谢彬,在湖北桑梓消灭了敌军58师,师长陈颖汉坐新姑娘的花轿跑了。在宣恩消灭了敌军48师,活捉了敌师长张振汉。

一九三六年四月初八,我随贺军长到了金沙江渡口,军长命令我:“老程,你会划船,把东西给班里带上,把司令部首长划过去。”于是,我和一个姓夏的同志划着小船把贺军长和军部其他首长及同志们安全渡过了金沙江。

部队进藏过雪山草地时,伤亡很大,在甘孜和朱总司令会见后,我看见贺军长和任弼时政委都哭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  程子清同志口述    马如海记录整理

彭子凤

人物小传:彭子凤(1907-1983),黄潭镇罗口彭家湾村人。1932年在洪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1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班长、连长、工人合作社经理等职。1949年任西北军后勤部保管科保管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英勇顽强,不怕牺牲,1934年在济南一次战斗中,右臂两次负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曾四次荣立勋功。1953年,彭子凤转业到武汉工作。1960年由武汉军人休养所回天门休养。1983年9月病逝。

长征路上的回忆

我是一九三二年参加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第九师二十六团,一直是在贺龙的部队里,我们的师长叫段德昌,政治委员是宋盘铭。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里,首长和我们战士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不同的是打起仗来他们是指挥员,我们是战斗员。其实,在战场上,首长都是冲锋陷阵,对战士鼓舞很大。因此,党群关系、官兵关系非常好,打起仗来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一九三三年,我们部队在湖南贺老总的家乡打了许多大的战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我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牵牛鼻子”,避敌主力,突袭其虚,把敌人拖得溃不成军。

这时,我军斗志更旺,有时连夜兼程,终于到达金沙江边。但是,狡猾的敌人把泸定桥上的木板全部拿走了。这样,渡江更难;再者桥对岸敌人的碉堡林立,防守严密,连所有船只都被弄到对岸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群众。

于是,部队派人去找当地老百姓,反复讲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了消灭反动派打天下,使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翻身得解放,而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宣传工作和红军的一举一动都是真实可信的,使老百姓心服口服,当地群众给我们支持很大。终于渡过了金沙江,那里老百姓可好呢!家家都有梨树、桔子树,枝头挂满了果实,群众用水果慰劳红军,红军把身上带的粮食留给他们。

红军继续前进,当地老百姓还为我们作向导。

记得还是六月天气,但一眼看去,全是白皑皑的雪山。过一个山的时候,红军战士死伤了170人。由于行走艰难,部队只有把笨重的东西都丢掉,甚至首长的马都陷进了雪山,就同我们一起走。部队战士饥寒交迫,为了奔赴抗日前线,战士们束紧腰带向前挺进。当部队到西藏、甘肃过草地的时候,有一次,部队安营扎寨,我们没有吃的,只好将地里长的野麦和青麦用火边烧边用双手搓掉麦芒,然后吃进肚里。

过了草地后,我们团只剩下170人了,不久,我们就到达了陕北。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不知有多少红军战士英勇牺牲,中国的解放是用鲜血换来的,想起过去真叫人难忘。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肖文海  记录整理   

黄晓春

长征的片断回忆

1935年11月,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我们红二方面离开湘鄂川黔北上抗日。这次撤离是在非常险恶的条件下完成的,蒋介石把130多个团的兵力调到苏区周围,形成了包围圈。可以说,从19日从桑植出发开始,一直到第二年4月28日渡过金沙江为止,如果没有任弼时同志和贺龙同志为总指挥的正确战略思想和战役战斗部署,几乎每秒钟都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下面谈一谈长征战斗生活中的几个片断。

南下湘中

北上抗日,怎么南下湘中了呢?原来包围我们的敌人,东南有陈耀汉、郭汝栋、陶广、李觉;西北有徐源泉、樊松甫、孙连仲共计一百个团以上的兵力。当时恰似一团黑压压的乌云,笼罩着湘鄂川黔地区。我们倘若突围,直接取道北上川陕,在长江边,敌人会从前面来阻挡,随后几万敌军又追来,那危险可就太大了。为了绕过长江天险,摆脱敌人的重兵,第一脚就得踏入敌人的心脏,把敌人调到兵力空虚的湘中去。我们19日出发,日夜行军,12月初进占了新华、锡矿山、兰田、浦市等城镇,一下子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争得了七天时间休整。

红军一到湘中,可把土豪吓坏了。他们刚从农民家里抢到的谷子也顾不上,扔掉算盘,夹起账本,逃的逃,跑的跑。没有逃脱的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可乐坏了农民。随着红军开展群众工作,有几千人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智取鸭池河

从1936年1月7日进入黔东,9日红六军团占领江口县城。12日二军团占领石阡县城。不久与突围时留下担任牵制任务的18师胜利汇合。军团政委王震同志高兴地跑很远的路去迎接他们。敌人一心想要扑灭革命,可是闹来闹去,既抓不到我们的主力,又摸不到我们的侧翼部队,连一个掉队人员也没有抓到。红军真是打不垮、拖不烂。老战友重逢,手拉着手,一道跑到石阡的温泉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敌人赶到贵州后,不找我们纠缠,拼命向前头跑,把绝大部分兵力密密麻麻地摆满了乌江两岸。他们日夜抢修工事,梦想将我们歼灭在乌江南岸。八字还无一撇,敌人报纸已经一齐鼓噪什么“贺龙孤军势必就歼了”,“贺龙走投无路了”,“江南赤杰削平有日了”,确实狂妄极了。我们倘若冒冒失失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但我们可没有敌人想的那么天真,明摆着火坑往下跳。

此处无路走,开向贵阳府。敌人想我们北渡,我们偏不北渡;不想我们南下,我们偏偏南下。我军从黔东折向西南,日夜兼程,进取瓮安、捣龙里、占平越,逼贵阳。敌人一下子慌作一团。向贵阳收缩,加强防守。我军由被动一跃而为主动,从北面绕过贵阳,向西北急进,奔袭修文、扎佐,造成从息峰渡乌江的声势,将遵义之敌滞留在乌江北岸,然后再改变方向,星夜向西南秘密急进,直取贵阳以西的乌江渡口鸭池河。鸭池河地势险要,北岸滥泥河一带,山势高陡,俯瞰对岸,一马平川,只需摆上一点兵力,即可阻挡千军万马。

我军控制乌江后,2月9日轻取黔西大定、毕节等重要城镇,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城镇,认真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抗日团体,对农村派出工作组,发动群众,领导农民向地主豪绅斗争,没收和分配地主的财产、粮食,建立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动员他们参加工农红军。我们只经过20多天的工作,就在这里燃起了革命烈火,发动5000人参加了红军。

六戛之战

1936年3月,我们从大定、毕节出发抢渡金沙江。3月7日,部队整整走了一夜。8日拂晓,我们正想赶到前面宿营,有人喊“部队停下!”听这口令,就知道有紧急任务。果然,郭鹏师长、廖汉生政委、常德善参谋长都来了,二军团参谋长说:你们来得正好,任务紧急。根据情况判断,川军正沿江布防,滇军正由南压来,从湖南追踪我们的一百个团,因蒋介石限期甚严,已渡乌江,其中贪功心切的樊松甫纵队脚步最快,其先头部队已向滇军靠拢,距我们不足百里。我们必须赶到樊松甫部队的前面渡江;否则,前有金沙江天堑,后有断路敌军,如果敌人合围的阴谋得逞,后果很难设想了。贺龙总指挥请参谋长传达命令,要红六军返转百余里,赶到六戛,以运动战方式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的行动。

当时我们根据情况估计,可能要和敌人相遇。廖汉生政委说:“部队快走,抢有利地形打埋伏。一旦与敌遭遇,那就不惜牺牲,争取把前面的敌人消灭掉。”18团走在前面,廖汉生率师直属部队和13团居中,我们17团担任后卫队。部署已定,我们马上快步出发。成本山团长、杨秀山政委跟营长走在前面。我和三营长营教导员跟在8连的后面。这时天色已经亮了。部队虽然没有得到片刻休息,但因为担任重要任务,战士的情绪反而特别饱满。同时,回返路途的地形熟悉,沿途群众对我军有了初步认识和好感,容易得到支持,民心所向。只要我军指挥无误,川军滇军贪功之徒必然倒大霉。

为了抢时间,我们恨不得一步迈到六戛。郭师长、廖政委带着18团一路跑步,把我们两个团拉下很远。敌人万万没有料到我们在这里杀个回马枪。尖兵连从正面向前来的敌人投去无数枚手榴弹。一片轰炸声,敌人血肉横飞。我一个连抢上左边的山头,另一个连跑步迂回到敌人右侧。只听得“冲啊!”一声呼喊,三个连同时冲锋,迅速吃掉了敌人的先头部队。

这时,控制开阔地是迫不及待的任务。师长命令我团团长亲自带领二营和三营抢先占领左翼的丘陵地带,迅速构筑工事。后续部队16团闻声赶到后,迅速登上左侧的山腰控制高点。我团又立即在后面布置第二道防线。18团一营收拢兵力,控制正面。师指挥所设在左后侧的无名高地上。敌人的先头部队缩回去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见动静,看来也在进行一场凶恶的反扑准备。战场上的寂静,往往预兆着一场更大规模的厮杀。

果然,三十分钟以后,一阵猛烈的炮火骤然倾泻到我们团的阵地上。三营九连死守右翼,敌人五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就在这时我负了伤。敌人正在准备第三次进攻。我们红军战士沉住气,等待着敌人的接近。手榴弹盖子都揭开了,枪口悄悄地随着敌人的头颅移动。突然,团长一声命令:“打!”左翼阵地前沿一片火海。接着左山头也热闹起来了。敌人吃力地刚刚爬到半山腰,一排手榴弹砸过去,就有许多死尸直往山下滚。敌人一窝蜂地向后转了。稍微喘息之后,敌人又爬了上来。仗着人多,敌人有时甚至冲到了我阵地前沿,迫使我军不得不与之肉搏,以致双方的伤亡都很大。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和敌人硬拼。贺老总常说:“看起来单方面防御是不行的,要狠狠地敲敌人。”这时,成团长向师长请战,说:“让我带一营去敲敌人一下吧”。获准后立刻喊道:“通讯员,你跑步向二营营长传达命令:马上组织反冲锋。”接着拔出驳壳枪,大吼一声:“一营跟我来!”就冲下山去了。

一营从敌侧面出击,二营接着一个反扑,形势立刻发生了变化。敌人动摇了,开始向后逃跑了。我们趁机把工事修整了一下。但是敌人并没有撤退的意思。这时我们多么希望部队增援呀!哪怕一个连也好。正想着,总指挥部一个参谋骑着马跑来了,他递给我们师师长一封贺龙的来信,上面写着“派五师前来增援,归六师指挥”。这几个字简直耀眼夺目,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师长问:“部队在哪里?”他伸手向后山一指说:就在左后方。“好极了!你快马加鞭,告诉他们跑步从左翼向敌人侧后迂回。15分钟后准时打响。快!”参谋纵身上马,一眨眼就不见了。

15分钟,按说并不算长。但在这种两军激烈交战的时刻,确实是太长了。终于,五师14团在敌人背后打响了。他们直扑到敌人的指挥部跟前。这支突如其来的红军,完全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敌人逃跑了。

12点钟以后,我全军主力已经安全地转移到了巧家东南等着我们。在毛宣湾,我们赶上了主力。贺龙同志高兴地亲自迎接我们。他神采奕奕,说:“同志们这一仗打得苦,打得好!没有这一场苦战,全军就没有今天。同志们好好休息一下,吃一顿饭。准备过金沙江。”

摘自1987年天门县委党史编研委员会编纂的《天门党史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