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是双向的互动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母体和活水源头，不断给中医学提供营养，三大主流文化儒道佛从不同角度为中医学提供智慧和养料，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精华也不时地为中医学提供生长资源和动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为中医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反过来，中医学作为自然科学实践活动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践基础，作为最具活力和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载体。
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萌生、成长并自然地得以普及的传统生命科学，是最贴近民生、最为民生不可或离的、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民族医学。由于“医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绝大多数情况下受掣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环境，常是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着医学观念和医学理论，而医学家通常只是在某些具体认识上对前者有所充实或补足。阴阳说如此、五行说、运气说、气说何尝不是这样”。所以，“用文化阐释医学,从医学理解文化”成为当前医学文化研究的主旨。中医学作为一门独具特色的生命科学，一方面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思维和方法，从中汲取智慧和激情。中医学与古代自然哲学、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数术文化、民俗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发生碰撞,彼此交融渗透,互为影响,最终成为独具特色而又优势突出的传统医学体系。古代哲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如阴阳五行学说、辨证施治直接构成了中医理论。中医学还受到代表中国文化三大主流儒道佛等文化思想的影响，高尚圣洁的医学伦理观汲取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礼”观念，孕育出了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光辉典范。《道德经》中创立的辨证法体系在《内经》中就已被接受，道家的养生观及炼丹术对中医药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不同时期的学术精华如先秦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道、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也都为中医学理论体系提供过资源和动力。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理论，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源头活水。同时，中医学是最具活力和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呈现出互化、互生的互动关系。因此，将中医学置入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探寻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的契合点和互动关系,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传统文化研究的内涵,而且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促进中医药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一）儒道佛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已经长成参天大树，道家文化是大树的树根和主干，是世界上各民族文化之中层次最高、包容范围最广泛、直抵宇宙起源的一个根文化。在这个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儒家和佛家为代表的后来入世的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大树的枝干和枝叶。儒、道、释三大流派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是中国封建社会三大思想支柱。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道、释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而来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在长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儒、道、佛三者鼎足而立,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 无不打上其深刻的烙印。作为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一个重要方面的中医学, 也不例外。中医学是人类早年时代思维的结晶，在自然哲学思想和人文道德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古代科学家依据实践经验,采用直观、思辨和猜测的方法研究人体及人与自然的联系和本质,呈现出综合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的特征。道家是相对松散的自然哲学，儒家和佛家则是严密的人文道德哲学，中医学就是在儒、道、佛三家共同指导和作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空间上而言，三家思想共同构建了中医基础理论体系。这个空间结构是：道家思想构成中医的认识论、方法论、生命观、本体观等基本问题，儒家思想主要构建了中医理论体系以及解决了话语权问题，释家思想则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有力补充；从时间上而言，可以分道医、儒医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道医阶段，道医阶段以“道”入医。战国至汉初之际，是中医学理论形成和奠基时期，中医学受当时的道家思想学术影响较深，道家哲学成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第二个阶段是儒医阶段，儒医阶段援“儒”入医。至汉武帝时，出于政治需要, 提出“ 罢黝百家, 独尊儒术”, 直至清代，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 儒家哲学自然成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但需注意的是，援“儒”入医的过程即是融摄儒道佛的过程，也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过程。历代著名的大医家,非儒即道(道家、道教) ,非道即佛,非儒、非道、非佛者几乎没有。从医家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 到中医学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药理和防病愈疾的治则、治法无不打上儒道佛思想烙印, 儒道佛是中医学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从重要性上而言，“儒家是官方文化，道家是本土文化，释家是外来文化。中医在道文化的基础上（道学为体），吸收了释的思想（释学为用），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儒学为魂）建立了中医博大精深的严密体系。” 中医学“以道为体”，主要表现在坚持以道家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为指导，突出体现在第一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之中；中医学“以儒为魂”，主要体现在儒家哲学成为中医的指导思想,构建了中医严密的科学体系,成为中医“话语权”的代表；中医学“以释为用”，表现为释家的“医方明”包括医论、医术、方药、卫生保健、咒禁等对中医学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但精深的道家哲学、严密的儒家哲学已经奠定了中医形神俱丰的理论体系，其体系之严密、思想之深刻，使得释家学说最终不能纳入中医理论体系，只能是作为一种补充影响着中华医道。
（二）不同时期的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中医学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与每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对中医学的产生、孕育和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医学的出现、存在、发展或衰微, 均有客观必然性, 其奥秘就隐藏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我们要想真正地认识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和真正把握其精髓,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文化出发, 进行考察和比较分析。
1、春秋秦汉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孕育与奠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实质上分裂为为数众多的诸侯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和大动荡时期，这种社会背景为“文化英雄”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在思想学术方面呈现空前繁荣,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秦汉时期，形成了强盛的秦汉王朝，政治军事上的大统一,必然要求其政治文化思想、礼仪、法规、刑律的趋同,乃至“车同轨,书同文”。于是,综合百家,兼收并蓄成为秦汉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春秋秦汉之际，正处在世界文化“轴心期”时代,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学术氛围,包容会通的文化特质,乃至秦汉统一强国的气概, 促成了中国人类历史出现了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民族文化得到了大融合、大发展,科学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产生出辉煌文化成果，中国哲学达到了一个震古烁今的高峰,诸子百家的哲学绚丽多彩,出现了富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哲学体系。辉煌的文化成果，理想的文化环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相互渗透，出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大综合思潮的鼎盛时期。
医学大家们以多学科、大跨度、大综合、开放兼容的大科学姿态和海纳百川的胸襟, 不失时机地接受了诸家的先进思想, 以中国古代的整体论、有机论自然观为指导, 以气阴阳五行学说为根本方法论, 整合古代文化多学科知识, 总结人体生命现象及疾病防治的经验知识, 对各个医学观点、学派和研究成果的进行综合和统一,构筑了以气血、阴阳、五行学说为纲领建构的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神、病因、病机、证候辨证、治疗原则、预防养生等思维模型为基本范畴的核心理论。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为标志的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这一体系, 我们把它叫做“原创中医学体系”。原创中医学体系的形成, 标志着中医学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完成，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2、两晋至隋唐时期出现民族文化大融合——中医学分化融合和临床发展
魏晋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隋唐统一王朝空前强盛的社会环境，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学说同时并兴，带来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元化。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道教的风行成为这一时期学术文化的显著特点。
玄学的兴起，给两汉以来僵化的儒学以新的解释,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思辩哲学的发展，提高了中医抽象思维的水平，为中医学学科分化和临床各科迅速发展提供了理论思维的支撑。佛教的兴盛，佛教自东汉时从印度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到达极盛。到了唐代,统治阶级出于需要,又大力加以提倡,于是到处建佛寺,塑佛像,译佛经,传佛道,因此反映到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无不蒙上了浓厚的佛教色彩。佛教的盛行与传播，对中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佛学作为精神现象学, 从根本上深化了中医学,另一方面，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将国外的文明带到中国, 尤其是来自西域的文明，是在那个时代中外医学交流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医学融合了来自印度等国外医药学的基本理论、药物、眼科技术以及符与咒禁等医药知识成为当时世界医学中心。它们为丰富隋唐时期的医药文化做出了贡献，并对这一阶段及唐以后的中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很有势力,当时很多名医也都热衷于养生、炼丹、采药、求仙,所以该时期大批出现了养生、炼丹、服食甚至“房中术”这类的著作。
3、宋元明清时期出现理学思想争鸣——中医学学术流派峰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云: “儒之门户分于宋,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句话蕴含着理学与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儒之门户分于宋”，是指“儒学至西汉武帝时与阴阳学合流形成新儒学,至北宋儒学又与释道合流或称三教合一,生成更新的儒学。”更新的儒学即为理学，理学不但在理论上较孔孟学说精致系统, 而且在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前人的水平。理学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受到统治者们的极力提倡和维护,宋代理学是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继战国诸子百家之后的又一高峰，这一高峰一直持续到元明清之际。这一时期，由于理学家们对当时哲学界争论的理、气、性、命、心、情、道、器等根本问题, 提出了不同解答,形成了理学的不同学派。理学思想的争鸣, 打破了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对儒学述而不作的局面, 开启了学术讨论的风气, 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思想、活跃学术的作用。哲学是社会思想的主导，哲学上的思想解放往往是科学技术领域思想解放的先声，儒争于前, 医争于后, 符合这种规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句话的完整意义应是从金元时期肇始,至清代西学东渐前,医家普遍接受的理学思想的指导，援引理学思想作为各自学说的哲学论据，医学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理学对中医学的渗透, 促进了中医学术思想的活跃、学派间的争鸣, 促使中医理论上的突破性进展，从医学理论到医疗实践达到了鼎盛时期。从金元至明清，医学领域诸家峰起, 金元时期，形成了以刘完素为代表河间学派, 以张元素为代表易水学派, 以李杲为代表补土派, 以张从正为代表攻邪派, 以朱震亨为代表滋阴派等学术流派，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被誉为金元四大家。金元医家的创新, 丰富了中医学理论,使医学发展出现了新局面和新形势。直至明清, 这种学术争鸣的风气仍然延续不衰。继金元各派之后, 明代又出现了温补派, 新安医学派等。
（三）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态度, 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中医学是一门古老的自然科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它的产生和发展也同样受着当时最前沿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中医作为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实践活动, 如果没有哲学的指导, 医疗实践积累的经验只能是一大堆零散的素材。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贯穿完整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线,是中医学进一步完善、丰富、发展和创新的基础。无论从中医理论的构建,还是从中医理论发展上看,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为中医理论提供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为中医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和智慧启迪，也不仅仅作为一种说理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渗透到中医理论体系之中,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理论形成之初，古代医家直接将古代哲学气、阴阳、五行范畴移植到中医理论之中，阐释和说明人体生命、健康与疾病防治等一系列医学问题，它们在中医理论中不但直接起着思维方式方法的作用，为中医理论的构建提供理论框架和逻辑方式，而且还是中医理论中的基础概念，起着直接规范其它中医概念和整个中医理论的作用，直接成为中医思辨的理论基础和治则。“元气论”作为一种自然观和生命观,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本体论基石；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方法论,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方法。不仅如此,随着中医学的发展，“气- 阴阳- 五行”还成为了中医学的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元气论”是中国古代宇宙论整体观，阐明了宇宙和人体的同构性和全息性，但是，“气” 具有弥漫性、连续性、恒动性等特征。气分阴阳, 阴阳演化为五行, 五行构成万物。“气- 阴阳- 五行”这一思维模式注重考察事物的整体功能、动态结构、相互关系, 即把事物、世界看作有机的整体进行宏观把握, 一般不必细究内在的微观实体和结构。受这种整体观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医以研究自然整体状态的人的生命现象为旨归,在对生命与疾病的认知过程中,完全遵循自然整体的认识论原则,这也是中医作为自然整体医学的基本特征之一。离开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导，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就被破坏，就失去了中医的根本和精髓，中医就不成为中医，而只是一堆松散的原始经验。“一引其纲，万目皆张”。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就是中医学的纲，只有在这个纲的统领下，中医学的实践才组成了完整的体系；中医理论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临床疗效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导。
二、中医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文化与具体科学门类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促进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轨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之间也不例外。中医学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反作用。
（一）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
中医学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在萌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中医学从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认识方法、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等，中华民族对宇宙结构、自然现象、生命形成、人生价值的认识，以及在天文、地理、历法、音乐、绘画、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成果都在中医中得到体现。中医学的特色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医学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内涵，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所以，中医学不单纯是一门专门医学，它博大精深，广涉旁通，“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脏腑经络之曲折”，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容涵盖，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如今，古代天文历法、算术、水利技术等，现在已基本不用，大都消失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外，在很多学科领域，甚至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学，我们的思维都西化了，再也不是传统的思维模式了，唯有中医对这种思维模式保留得比较完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应用科技层面上唯一保存至今并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活化石。古代天文、历法中很多失传的东西，有赖于中医学保存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实不为过。中医学在它的千年之旅中是变而不变的，变的是形态与数量，不变的是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她凝聚着中国人独有的自然观念和人文情感，蕴涵着中国人一直持守的思维模式与生命哲学，是中华民族原创的、土生的，独有的，是不可以被其他民族或国家复制或嫁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所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2010年6月20日，习近平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说“中医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健康养生理念和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是“以术载道”的国学，此“道”包括道家之“道”，儒家之“道”，释家之“道”，乃至诸子百家之“道”，是中华文化之道。与儒释道三教相比，有“以术布道”的相对优势。中医药现已传向五洲四海，它走向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发展的标志。
（二）中医学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践基础 哲学
是时代的精华,是思想理论的结晶。中国传统哲学在形成之初,不断地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汲取营养，将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而结晶成为哲学理论。中医学是发生较早的人类实践活动，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实践活动。中医学作为人类初期的自然科学实践活动，不断为古代哲学提供总结概括的材料,成为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实践基础。中医学是最具活力的传统医疗实践活动，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中国古代哲学提供了最可靠的实践空间，如：“阴阳在《周易》中只是空洞的代名词，中医学的阴阳学说则赋予其最可靠的实践基础；中医高尚的医德为传播和践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做出了表率；中医学关于养性、养心、保健的思想观念为儒、道、佛等宗教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中医学浩如烟海的文献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库，许多医疗记录成为古代经、史、子、集的重要资料，或成为古代文学的丰富素材；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还为民俗文化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广大中医在认识和解决医学问题的思维实践中，为传承传统思维模式做出了贡献；”中医学理论实践不自觉地播撒了儒家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调解功能等思想，起到了推行圣人之道的重要作用。
（三）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中医学既是一种生命科学,也是文化宝库, 中医学的发展同样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深化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借助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气、阴阳、五行等基本范畴和概念来构筑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但运用于中医理论体系的概念范畴已经有别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是经过医家创造性地改造和发挥，赋予了医学自身的特有内容，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创造性的发展。如：“气”不再是表示由“道”或“太极”、“理”产生的无形之物，而是借以说明人体生命的本质、动力；“五行”已经不再是五种物质资料，而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符号了。“阴阳”也不再仅仅表示天地、阴晴、寒暑、水火、男女、君臣、夫妇的概念了，而是相互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矛盾两方面了。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构建了社会伦理的秩序，《黄帝内经》用阴阳五行搭建了人体生理的联系。他们在以阴阳五行作为方法论以构建各自思想的同时互相推动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和完善。二是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理论上的启迪。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曾对中医学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亦从中医学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并获得有益启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流派的儒道佛均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借鉴或采纳了中医学。历代大儒及其编定、注疏、撰著的典籍, 或多或少地论及医药。但他们谈论医药的目的往往不是研究医药本身, 而是借以阐扬、论证儒理。历代儒者引医论懦, 多似此类。同样, 道士之引医乃为论道, 僧人之引医乃为论佛。例如两晋之际的道教金丹派理论家葛洪,在其《抱朴子· 内篇》中, 屡引医药以论证长生成仙的可能。而葛洪确是沿用医药学的思路和方法, 以求解决人的长生不死问题的。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 也从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局限性中获得启发, 并不失时机地进行吸纳和利用, 以期充实、完善、宣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