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石军是定的娃娃亲。1978年他参军，那时我17岁，我送兵的时候才和他说话有交往。

他参军后，我们的交流很少，那时只有邮局才有电话。从湖北到新疆千里迢迢，寄一封信都要半个月，我们就靠着写信来维持情感。

我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相聚的日子可以用天来计算。

1981年元月，陈石军与湖北京山和天门的战友王家宏、杨克斌、杜振国、江元法、倪平雄等人一同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交通部兵办教导队（简称兵办教导队）学习。

我的第一次探亲是以未婚妻的身份去宜昌兵办教导队。在战友们的陪伴下，我们逛街、看电视，其乐融融，晚上我和女兵们住在一起。虽然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两天时间，但让我充分感受到了军营大家庭的温暖和友情。

1983年年末我们结婚了，婚后我随同他到新疆度蜜月，度过了一段快乐甜蜜的军旅生活。在军营里，他们要进行时事政治学习和考试，为了不让我这个探亲的“军嫂”孤单寂寞，首长让我与战士们一起参加学习考试，并且还获得了奖励。

在连队里我也穿一身戎装，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唱歌、学跳新疆舞。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久我怀上了宝宝，加上高原反应，很难适应，刚好京山籍战友李春华的妻子王学芳也怀孕了，我们俩结伴回到了湖北老家。

新疆五个多月的军旅生活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我回家后，陈石军回湖北探家也只有两次：一次是孩子一百天时他回来探亲，第二次是孩子快一岁时他回来过春节。两次在家陪伴我的的时间总共不到五十天。

此后，我的军人丈夫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我们夫妻朝夕厮守的时间总共不到十个月。

1985年8月3日，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我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回到娘家看望父母。村小学一位老师急急忙忙来到我娘家让我赶紧回家，说是部队来人了。

当时我就已经有了很不好的预感。

回到家，部队的同志告诉我：你的爱人陈石军于6月20日在一次施工中不幸牺牲。

我当时两眼一黑昏倒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天门市人民医院的特护病房。给孩子喂奶，发现已没有奶水了。儿子饿得撕心裂肺地哭，还是部队的领导给孩子买来了牛奶。

陈石军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公公是老党员，生产队的老队长，天门市的劳动模范。公公婆婆的伤子之痛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还有家里30多亩责任田，加上四个孩子的负担，陈家已经无力来照看我们母子俩。

与孩子相伴的日子里，我哭哑了嗓子哭干了眼泪。没多久，我做了胆结石手术，由此身体每况愈下，辞掉了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工作。

几个月之后，在部队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我被安排到粮食部门上班。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是我当时最大的困难，但是我清醒地知道：我是军人的妻子，我要感谢政府，我要让长眠于天山的陈石军含笑九泉，我要让烈士的后代健康成长，我要尽我所能理解部队，为政府排忧解难。

陈石军走后，他的影子从没有离开过我们娘俩，我也变得坚强起来。继承夫君的遗志，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做好工作抚养好孩子，是我最大的责任。

他一身戎装，还是一副威武雄壮的样子；我一身军服，还是一对军旅生活的伴侣。丈夫的影子，支撑着我的工作和生活。

一天，我从单位回到家里，想把陈石军时刻与我相伴的这个画面告诉公公和婆婆。

当我迈进家门的时候，一家人对我像客人似的异常的亲切，像好久没有见面的稀客，让我受宠若惊，无所适从。我从一家人的目光中看出了端倪：他们认为陈石军走了，我迟早会离开陈家，会是外人。

那是陈家人最脆弱，最伤感的时候。我泪如泉涌，深情地说：“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陈石军走了，我现在不是陈家的儿媳妇，而是陈家的长子——陈石军。陈家是我的家，爸妈是我的父母，弟妹是我的弟妹，请你们放心，我一步也不会离开陈家。”

一阵伤心的大哭之后，公公婆婆满脸泪水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脸上显露出些许的安慰和坚强。

一个清凉的早晨，婆婆拿着一篮子鸡蛋来看我和孩子，说大弟弟要结婚了，要我安排时间请好假，回去帮忙。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房子：兄弟姊妹多，房子很紧张，我现在住在单位，我的那间房空着。

我对婆婆说：“我现在在单位有房子住，把我的房让出来给大弟结婚！”婆婆内心充满感动，但坚决地回答：“不同意！”没过几天，我毅然决然地把我必需的几样用品搬到我单位的宿舍，把房子留给了家里。

这一搬，让陈家人心悦诚服，让一家人的亲情像钢铁般的牢固。我是军人的妻子，要有军人的风范！

老家没有了栖身之所，儿子一天天长大，我和儿子得有个窝，于是我单枪匹马想建房子，更多是因为我儿子。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从筹划到预算，从备料到施工，足足用了两年的时间。

有一天，师傅要急用黄沙，我找不到人帮忙，只有自己干。我头不抬，腰不起“筛”了半天沙，结果一阵眩晕，倒在黄沙上，住院一个星期。身体稍有好转又接着上班。

建房欠下几千元的债务，我打算省吃俭用来还债。因为我的眼前有丈夫的影子，心中有陈石军的陪伴。我是军人的妻子，我要为他争光！

顺利的日子稍纵即逝，下岗大潮涌来，国家的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们粮食部门全部改制，我成了下岗职工。

虽然有抚恤金，可当时我建房欠下的债还没还，一下子又没有了工作收入。加上儿子正在中考，我一下子束手无策。

中考成绩出来了，儿子还算争气，考上了实验高中。为了不影响儿子的情绪，我擦干眼泪。战友们为我想办法，提供信息，积极主动地为我找工作。

我在菜市场卖过鸡蛋，还坚持打两份工，含辛茹苦地让儿子读完了高中。高考接踵而来，我既高兴又害怕，儿子如果考上大学学费怎么办？

高考成绩出来了，儿子被武汉科技大学的录取。手持录取通知书的我流出了高兴的眼泪。孩子读大学是陈石军生前的愿望，我站在窗前望着远方：“我的亲人，你儿子考上大学了，你为什么还躺在天山不回来帮我呢？”

我不能趴下，我是军人的妻子。我跟随儿子来到武汉，就在离儿子大学不远的一所大学厨房里打工，我不怕苦，坚持干，能跟我的儿子在一起，能挣钱供儿子读书，我心里是快乐的。

只可惜，我的勇气奈何不了我的身体，我又一次晕倒了。我娘家的大妹妹来武汉把我接了回去，在她们家里休养调理一个多月。

身体好转后，我得知以前粮管所的同事在苏州做生意，要找一个人煮饭，便简单收拾了行李直奔苏州，同事对我百般呵护，相处得很好，一天只做两餐饭。

但好景不长，她们生意不见起色，压力大，虽然每月如数发工资给我，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有困难，我还是自觉离开了苏州。

苏州火车站，我坐在我的行囊上一片茫然，眼前出现了陈石军的影子，我小声地抽泣着：“夫君，你娶了我，又撒手丢下我四处流浪，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正在我不知去向之时，我的小妹妹来电话了。小妹知道我失去了工作，便让我去了山东。

小妹和妹夫在山东淄博做早餐生意多年。一辆简单焊接的小推车，早晨三、四点钟起床推出去，中午十一、二点收摊推回来。早餐吃油条豆腐脑，中午回到租房煮饭吃，下午睡觉。这种作息时间我很难习惯，没多久，我无奈地离开了小妹。

漂泊的日子，让我身心疲惫，战友们都在关注我帮助我，他们亲如兄弟：张鹏，王安新，黄同林，李爱华一路走来，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莫大的安慰，感谢他们多年的扶持和迁就。

儿子大学毕业了，我朝思暮想着陈石军，想去看看我长眠于天山二十年的亲人。

这也是他牺牲后我第一次去新疆扫墓。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留疆战友胡金平、张群娥夫妇。

我从武昌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又马不停蹄地坐27个小时大巴车到达和田，胡金平夫妇到车站迎接我。在他们家休息了一天后就带我到了和田烈士陵园。我跪在墓碑前大声哭喊：

“陈石军，我的夫君，你的妻子看你来了！儿子已经大学毕业。请你原谅我，我来迟了，让你孤独寂寞了20年。今天，我带来了爸爸妈妈亲手为你做的你最爱吃的糯米糕，带来了儿子给你写的信。我还带来了老屋里的一抔黄土和门前枣树上的几片叶子，让树叶和黄土永远的陪伴你。”

我给陈石军留下了一首藏头诗：

《深爱戎马陈石军》

我思廿载乃赴疆

深眠天山孤沙场

爱君思郎空有影

戎装英姿裂肝肠

马背接杆夫君枪

陈府老幼一肩扛

石烂海枯亦无悔

军之孀妻感恩党

在疆十天，感谢胡金平夫妇的鼎力相助，新疆之行圆了自己20年的心愿，尽到了我做妻子的责任。

同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要让烈士含笑九泉，就要为儿子成家立业继续打拼！抚恤金和下岗的工资只够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费。为了生活，儿子远赴深圳工作，放心不下的我也跟随儿子去深圳打工三年。

我从深圳打工回来之后，公公婆婆就黏上了我，跟我在一起生活了八年。陈石军的两个弟弟都和孩子们在外打工，一年也就回来一次两次。

公公84岁，婆婆82岁，两位老人说要跟我在一起，喜欢跟我在一起。公公说我做的饭好吃，婆婆说我说的话好听，做的事暖心，有生之年要跟我在一起。

陈石军走了，赡养老人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老人的衣服被子，洗洗晒晒；老人头痛脑热，要问医拿药；八十多岁的两位老人，已经是“老小孩”，把我当成靠山和依恋。

现在，我也是花甲之年，加上我做过几次大手术，身体每况愈下，我很多时候也不能生活自理。但是，我不能说出来，因为公公婆婆依靠着我这个坚强的“大儿子”。

回想着三十多年的心路历程，我泪眼婆娑。陈石军给了我不到一年的朝夕相处，给了我一纸结婚证。我做了军人的妻子，我选择了军人做丈夫。

我不会食言，我将继承丈夫的遗志，奋力前行，因为7个字——

“我是军人的妻子”！